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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第二季度媒体监测报告
2013年4-6月LGBT媒体监测报告
大众媒体如何报道LGBT 

——以2013年4-6月期间中国四家报纸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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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les+
出品:中国彩虹媒体奖
       




第一部分  研究背景与研究设计
    本报告是由les+制作,2013彩虹媒体奖出品的同志媒体监测报告。本次报告抽样选取了中国主流门户网站(新浪)在2013年4-6月期间所发表的与中国同志有关的全部报道,本篇报道力图分析这些报道的报道方式及潜含的态度及作用,从而揭示大众媒体对同志报道的特征,以及报道背后的媒体常规,并由此探讨民间同志组织未来对大众媒体的传播、倡导策略。
 
一、大众媒体对同志报道的当前现状
    随着媒体对同志群体和议题的报道逐渐开放,越来越多客观、平等和有包容性的新闻报道为提升大众对同志群体的认识和理解起到很大帮助。它们为那些忽略或对这些议题有歧视偏见的媒体人士树立着良好榜样。

    但是,许多记者、编辑和制作人仍然面临着复杂的挑战。当越来越多的公众人物对同志群体发出多元言论,引发公众的热烈关注和广泛讨论时;当同志群体的生活与社会中传统家庭、信仰、经济、健康、政治、体育、娱乐和无数的其他问题,发生越来越多相碰撞时;媒体从业人员对于同志群体消费性、猎奇性的语态报道已经无法吸引,甚至伤害了那些想要了解同志群体生活经验和观点的读者们。已经形成一定社会力量的同志群体也不再满足于在新闻媒体中始终以负面的形象出现。
 
二、何为有社会价值的LGBT媒体报道
客观:媒体应该对同志群体与议题进行客观公正的再现,而不能迎合歧视、恐同的观点。
平等:媒体应该广泛地报道同志的人群、社区和议题,而不仅以消费性的视角来“契合”主流文化对同志群体的想象。
包容:媒体应该在报道有关同志群体的人群、社区、议题时,关注他们的生活和文化的方方面面。
 
三、研究意义
    通过长期观测同志群体媒体报道,有助于我们真实、全面了解同志群体媒体报道的发生状况。但实际上,由于过去对同志议题媒体报道的现状缺乏观察与统计,没有从报道来源、报道形象、报道议题、报道态度等方面来全面审视大众媒体对同志议题的报道,没有从局部到整体的长期监测结论,缺乏实证基础,因此,很多媒体行为都是对零散的媒体报道案例进行沟通与倡导。

    因此,同志议题媒体报道数据库建立与监测分析的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不仅是学术,也是与媒体倡导的结合:以研究结果作为证据,揭示报道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与大众媒体沟通,促进大众媒体的改善,同时也帮助民间同志组织制定针对性的、有效的媒介行动策略。而且,同志媒体监测与媒体工作者培训、同志议题的社会宣传推广是彼此相互密切联系的策略。
因此,本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揭示媒介对同志议题的报道状况,反映出它们“报道了什么”、“报道了多少”以及“是怎样报道的”,也在于帮助民间同志组织在深入了解大众媒体的基础上,评估既有的传播成效,反思以往的媒体行动策略,为同志社区广泛开展的媒体行动提供实证的基础。
当然,也希望以此作为与大众媒体进一步对话的基础,以备在努力消除对L同志不公正报道的共识前提下,商讨改善相关报道的方向。
 
四、 研究对象
本次报告的搜索数据时限:2013年4-6月份
搜集媒体:网络媒体
以新浪为代表的门户网站
 
搜索的报道范畴:社会民生类、文化娱乐类、法律政策类、科学普及类
 
搜索的报道主题:
名人与同志
同志婚姻与亲密关系(含同妻、形式婚姻)
恐同报道与性向治疗
HIV艾滋与同志群体
同志青年
同志在职场、在其他社会领域
与同志有关的犯罪报道
同志权益、反歧视与同志组织
 
搜索的报道对象类别
男同
女同
同志(未特别分类)
 
五、研究问题
本次监测试图回答以下问题:
•   该网站报道了哪些同志事件和话题,这些事件和话题的具体情况是怎样?
•   该网站是如何报道这些事件/话题的,例如,有多少数量和篇幅,采用何种体裁,将其置于什么位置,让谁在其中发言,如何描述相关的各种情节,是否客观呈现了同志群体的现状,提供了有助于推动同志反歧视的信息和知识?
•    媒介对同志事件/话题的报道是否符合民间同志组织的观点和主张,报道的作用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    这些报道的总体状况反映了怎样的媒体常规?
•    从而,结合民间同志组织以往的工作经验,如何进一步改善未来的传播策略?
 
六、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是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文本分析为主,文本分析通过对传播内容的细读,揭示出传播内容在一定语境下潜在的观念和意义。本报告选择部分具有典型性的报道作为案例,在内容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指明大众媒介报道的倾向性和价值作用所在。以内容分析为辅,将传播内容转为数字指标进行统计分析,而从力图揭示传播内容的实质及趋势。
 
第二部分  内容分析与文本分析
一、报道的基本特征
1. 报道量
2013年4-6月份以新浪为代表的门户网站一共发布篇幅是89篇,其中社会民生版报道46篇,文化娱乐类报道27篇,法律政策类13篇,科学普及类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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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消息的来源
受害者,与受害者有关的人是主要信息源,其次是各类官方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包括警察、法官等,最后才是LGBT组织成为信息源。

4.  报道主题受到517同性恋反歧视日6月份同志骄傲月影响,2013年4-6月的报道主题最多的是:
  1. 以国外媒体报道居多的骄傲月游行等相关同志权益、反歧视与同志组织主题,共26篇;
  2. 名人与同性恋绯闻25篇;
  3. 同志在职场相关的娱乐、体育及其他职业领域的出柜主题,多以国外人物报道居多,14篇;
  4. 与同志有关的犯罪报道,其中多以同志为受害者(被勒索、抢劫)少数同志为加害者(因取向歧视及生活压力而进行的刑事犯罪),12篇。
2013年4-6月报道主题总量最少的是HIV艾滋与同志群体与同志青年,分别为1和3篇。

二、报道对象的特征
1. 报道对象比例
男同性恋 30%,女同性恋 15%,未标明男女同性恋类别的为55%。
 
2. 同志在报道中所处的位置
在2013年4-6月的同志相关议题的报道中,由同志组织发起的有关同志权益、反歧视活动、事件数量有所增加,在这些报道中,同性恋人群、同志组织和相关学术人士报道核心,具有主动性和发言权。同时在这些报道中也穿插着少数主流社会大众对同一事件的视角,达到了客观多元的视角呈现。

但在其他新闻报道里,尤其是与同志形象相关的负面报道,如与同志相关的犯罪事件里执法部门仍占主导地位,缺少同志当事人的话语和同志组织的发言。
 
3.  LGBT在报道中的多元形象
在这些报道里,除了以生理性别划分的男女同性恋类别,还有不同社会身份的同志人群:看到了女同性恋的异性恋丈夫(同夫)、女同性恋伴侣、老年同性恋、同性恋机构、同性恋父母、同性恋儿子、同性恋大学生、同性恋士兵、同性恋明星、跨性别。展示了同性恋者多重社会身份。
 
三、报道方式
1.    对报道对象的描述和态度
在26篇有关同志权益、反歧视与同志组织的事件中,新闻发源地为大陆并由国内媒体报道的新闻为10篇。在这些报道中,多数提及了同性恋的去病理化概念,客观的展示了同志群体的生活。但仍将同性恋者视为社会中的非主流化弱势群体,其社会地位需要大众包容与接纳,实际上未从人权及性权角度深度分析社会性别规范对性少数人群的审视、排挤来源,在这种情况下,简单的呼吁就成为了一种口号,实际则呈现了对同志群体的不了解与歧视。
 
2.   对同志权益现状、背后根源问题的延伸
在10篇对同志权益、反歧视议题有关的报道里,对同志议题的报道常见的是与同志权益相关的活动本身及少数同志个人故事的描述。只有一篇有关《复旦大学举办讲座科普同性恋谈同理心》报道里,不仅陈述了中国社会对于同性恋的历史与现状、普及了同性恋相关的学术知识,并将同志议题与消除社会差异化,对个人权利的保护、性别歧视等中国社会公民现状问题联系起来。
 
   《中山大学“直同分享会”吴妈妈跳彩虹之舞“撑”同性恋》的报道中,“梁文辉非常注重“直”与“同”的沟通,他说,“按照国际公认的比例,同性恋占总人口的3%-5%,我们每约30位亲友中就有一位‘同志’。‘同志’被‘直人’包围,所以我们要充分动用‘直人’的力量。”报道通过数量的例举表示同性恋者与“直人”的不平等地位,并渲染同性恋者感情生活与“直人”的相同之处来减少差异化,但并未从深层次原因分析同性恋在社会现状所遭遇的歧视的待遇并非仅仅是“直同”之分。
 
《长沙19岁男子发起同性恋游行被拘12天(图)》这一报道通过“2012年11月24日,一支由21名同性恋及支持者组成呼吁反对歧视同性恋的游行队伍在长沙闹市街头成为关注焦点,活动的组织者正是此次被抓的向小寒。与这次不同,一年前的活动组织者提前就向长沙公安机关备案,并获得了批准。向小寒曾表示,那是大陆城市第一次获批并成功举行同性恋反歧视游行。”表明长沙两次反歧视活动的不同结果,但未深度探讨是何原因造成有备案经验的组织者在第二次因“非法活动”而被拘留。
 
在每年5月的报道里,不乏许多由同志组织进行各类反歧视活动的报道,无论是分享或是走上街头等活动形式,都是同志议题试图走入公众视野的又一次努力。但当“反歧视”遭遇“非法”,是否表明了同志议题的产生不来自于与主流性取向人群的差异?主流性取向人群对同志议题的关注也不仅仅来自同志与直人的相同情感生活、同直婚造成的同妻问题、以同志为被害或受害人群的犯罪案件等负面事件造成对主流性取向人群的影响。同志权益的缺失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公民权益缺失的一部分。
 
四、 报道伦理
     同性恋=犯罪?
在12篇与同性恋相关的犯罪报道里,在犯罪人身份为同性恋者,或是犯罪事件与同性恋的性行为相关时,报道人物常被冠以“同性恋XXX”。简单粗暴的将嫌疑人的犯罪行为和性取向画上等号。即便有因同性恋歧视而产生的针对同性恋者的欺诈、勒索犯罪事件,报道中也未深刻分析被害人因性向遭受歧视的现象和原因。
同性恋与异性恋一样,同为社会中的一份子。性取向与种族类别一样,不作为个人行为的衡量标准。在犯罪事件中,将同性恋作为个人标签,无疑是将同性恋者作为犯罪倾向份子与异性恋者做对比,将同性恋者二次污名化,是强烈的歧视性态度。
 
五、  优秀报道
在2013年度4-6月份报道中,也能发现一些具有示范意义的优秀报道,以下仅个别举例:
 
来源《东方早报》
《复旦大学举办讲座科普同性恋谈同理心》呈现同性恋律师,学术人士、大学教授的多元对话,探讨法律与同直婚、形婚的关系,将同志权益延伸到社会发展与公民权益中。
 
来源《今日早报》
《准新娘疑似女同性恋 同夫同妻现象需引关注》展示了比同妻更加隐蔽的同夫群体与形式婚姻的存在。
 
来源《广州日报》
《两男同性恋农村养猪幸福度日 双方父母均同意》展现不同阶层的同性恋生活及同性恋者父母在接受子女出柜时而不得不面对的社会压力。
  
第三部分 主要结论
本次报告的抽样来源并不完全,但根据门户网站(新浪)2013年4-6月搜索的报道监测分析,结论如下:

一、媒体对同性恋相关的民事案件,缺乏对同性恋生存现状、社会根源的挖掘。

二、  新闻报道里对同志权益、同志组织的多样性描述正在逐渐提升,但文本里难免隐含着主流价值观和社会性别规范对同志群体的审视与排比。仍然需要尝试让报道呈现同志议题与社会发展议题的共性,让同志群体从多个层面进入公众视线,呈现同志议题在社会议题中的主体性。

三、媒体依然有将同性恋与犯罪事件建立暗示性因果关系的报道惯性。 

第四部分 延伸:取消媒体权威与社群界限
社交网络时代,社交媒体清除了我们表达的障碍,从博客、微博到电子出版,我们可以更快、更真实地说出我们的故事、想法,甚至可以发起集体行动,在这样一个人人都可表达的时代,媒体,作为信息的媒介,相比同志社群的民间发声,它的权威地位还存在吗?我们还需要视大众媒体为唯一的发声出口吗?

同志社群是不是可以通过自媒体的推广传播,而引起广泛关注,是不是可以通过策划集体行为,来改变、影响媒体的视角?

因为大众媒体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而是我们发声的一个工具。了解大众媒体,掌握媒体倡导技巧,我们可以影响媒体,我们更可以在当下和未来,利用自己的发声、集体力量进入公众视野,改变公众意识。
 
数据搜索&报告撰写:周小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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